耶穌在加利利傳講天國的福音的時候，他所使用的語言並非是《新約》聖經所使用的希臘文，而是阿拉姆語，即亞蘭文，也就是說，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故事從經典形成的一開始，就已經經歷了翻譯–從阿拉姆語到希臘文。同時，《新約》聖經也並未使用《舊約》聖經的主要語言希伯來文，而是使用了當時更為通行的希臘文。因此，基督教經典具有極高的“可翻譯性”，這樣的特性也就註定了我們的信仰是一個極具適應力的信仰，甚至這樣的適應能力可以追溯到新約時代的早期教會。
從宣教的歷史來看，西方宣教士到中國傳道，先學習、擁抱中國文化，用中國人的哲學、宗教語言講述基督教的信息，這其中，展現出的是基督徒為了天國的事業在其他文化面前的謙卑態度。也只有這樣，“道”才能住在中國人當中，“道成肉身”才不是一句空話。
因此，傳福音的時候，我們基督徒肩負著用“有意義的語言”解答“有意義的問題”的責任。從早期教會到奧古斯丁，從沙漠教父到密契主義，再看改革時代馬丁．路德對於人文主義哲學的借鑒和回應，再到二戰的人性危機之後的巴特神學及侯活士的和平主義的基督教倫理等等，每一代的神學家們都嘗試對每一個時代的新問題進行解答。
在當代後現代的背景下，神學家們更是將這樣“道成肉身”的精神發揮到了極致。比如，在殘障神學裡面，有人拷問對於天生視障者來說，究竟什麼是神的形象；再比如，患有亞斯伯格綜合症的人士無法精確判斷周圍人的表情、肢體語言，有人便通過網絡模擬敬拜場景，這樣的聚會形式算不算是“教會”。後現代社會對多元的包容，也註定了基督教的福音也要適應這樣的多元環境。走向多元，是“道成肉身”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要求。求上主給我們一顆謙卑的心，讓我們向周圍的文化學習，讓我們能與周圍那些需要福音、需要上主恩典的未信者都能聽到我們用他們的語言傳講天國的福音，真正將福音傳到地極。